Category: 中华复兴之路

章天亮:2017年寄语中国(2):文化篇

在一个多月前,习近平有一个针对中国文联和作协的讲话,其中提到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,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,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,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。”这句话本身倒没什么问题,而且很象《九评之六》开篇的第一句话“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”。 在后续的讲话中,习近平却一方面提及“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,同时又提出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”,这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 长期以来,从共产党的宣传到一些党外人士的反思,都把中国传统社会描述为皇权专制的社会。共产党如此宣传是为了借否定过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来抬高它自己;而一些党外人士的结论,却让民众误以为中共的专制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一脉相承,因此否定专制必须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做起(这些人常常忽略了一点,基督教政教合一在西方超过一千年,其专制程度并不比中国传统社会更弱)。尽管中共和党外人士的政治目的不同,但在否定传统文化上却达成了一致。我认为,中共是有意为之,而一些党外人士则误入歧途。 由于中共把党文化和传统文化,现代极权主义和古代的皇权社会,对儒家和法家的歪曲解释,中国传统社会是“外儒内法”的错误观点等放在一起搅成一锅浆糊,包括中共内部一些人甚至想通过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”,将中共意识形态本土化,很多人也就被各种似是而非却貌似高深的“理论”绕得晕头转向。 本文希望能就一些基本概念加以澄清。这些问题对于已经认清并退出中共的人都不是问题,对于那些对中共报有幻想、甚至想利用权力改良中共的人则是个严重问题。 讨论这些涉及哲学的问题,难以避免学术化的语言。如果读者希望避免冗长的论证过程,我可以先在这里给出结论——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文化的,而且绝无与传统文化并存的可能。 以下从共产党与法家学说的比较;法家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;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本土化;传统文化的重建为何会解体中共等方面加以展开论述。其内容纯属个人观点。 毛泽东有一句著名话:“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”。他实际上暗含着一层意识形态的含义,就是把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的法家思想结合起来,以其让共产邪恶主义在中国立足。在文革后期,中共在舆论上也是批判儒家而宣扬法家。 在对待先民文化的态度上,中共和法家确有相似之处。法家主张焚书,把过去的书全都烧掉。韩非子说“明主治国,无书简之义,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。” 焚书并不是秦朝建立后才开始的。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的时候,就明确的主张焚烧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和诸子百家之言。 毛泽东则说: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、“卑贱者最聪明,高贵者最愚蠢”。文革时候的“破四旧”是显性的对先民文化的破坏,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则是隐形的破坏。 一、共产党执政方式和法家理论的不同 中共维护权力的方式跟法家有相似之处,但也有很大不同。而且法家过去都是在个别的人、很小的范围之内使用,而共产党比法家的影响更加广泛、更加深远、更加极端。以下兹简单比较之: 1、对法律的态度不同 法家虽然制定的是恶法,但对待法律本身还是严肃的。《商君书》中说,“所谓一刑无等级,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,有不从王令,犯国禁,乱上制者,罪死不赦。”所以商鞅可以去处罚反对变法的太子的老师。 中共的法律则是权力的玩偶,薄谷开来亲手杀人,但判处死缓;一个小摊贩正当防卫误杀城管则要判处死刑。文革时期,砸烂公检法,现在对高智晟等维权律师的迫害皆属此类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还有一句著名语录,对着全世界的媒体说“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”。 2、个人崇拜 法家没有对掌权者的个人崇拜。商鞅、李斯和韩非子都不会让百姓唱“语录歌”,跳“忠字舞”,不会把领袖当神去崇拜;不会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;高喊“四个伟大”、“最红最红的红太阳”。但共产党国家,从斯大林、毛泽东到金氏三代皆是如此。 直到现在,个人崇拜虽不如毛时代那么明显,但将党继续吹嘘为“伟大光荣正确”、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”、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”等,也是类似的崇拜行为,只是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组织。 3、宣传、文化系统与伪宗教机构 法家没有自己的宣传系统,而中共建立起中宣部,各级大小党组织都有宣传机构,名为宣传,实为洗脑。 法家没有自己的文化部,没有自己的文联、作协、广电总局、电影制片厂。文化洗脑是中共更不易察觉的洗脑方式。 中共在每一大宗教中建立自己的伪宗教机构,确保在信徒的心中,党比他们心中的神更值得崇拜。 4、教育系统 法家是反教育的,因此主张焚书。毛时代也一度反教育。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了。因此中共的教育机构也承担了一部分洗脑功能,即通过历史、语文和政治教育来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辩护,也灌输一套党文化的话语系统。 同时在理工科教育上,中共偏重于技术的传授,而压制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将人变成工具而非有社会责任的公民。 二、法家理论是否属于传统文化? 法家作为一种学说,是否属于传统文化?中国传统社会,是否是儒家为表象、法家为实质?这也是中共在文革后期“评法批儒”运动中所有意曲解的,乃至把中国历史描述为“儒法斗争史”。 事实上,法家的理论仅仅在秦代短暂地实践了十五年(而且这种实践并不彻底),之后的中国又开始重新探索国家意识形态。在汉武帝即位以前,中国的状态是“汉兴六十馀载,海内乂安,府库充实,而四夷未宾,制度多阙”(见《汉书》),也就是说大汉开国六十多年,国家的内部很安定,政府也很富裕,但是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外交上软弱,四面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宾服,同时在制度上也有很多缺陷。 于是汉武帝下诏,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,而董仲舒则在此时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,总称“天人三策”。“天人三策”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政治制度,其中除了人尽皆知的“独尊儒术”主张外,董仲舒建议汉武帝“举贤良、明教化”。 我们回溯这段历史,是为了说明,中国为什么并非“外儒内法”。其中“举贤良”使得中国的官员不再仅仅来自于皇室、外戚和功臣三大集团,而是面向全国征召有道德、有能力的人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,将中国从贵族政府变成文官政府,这种先进的政体比西方早了1800年。法家主张以军功赐爵,建立的是军人政府,这是和儒家根本的不同(顺便一提,法家跟兵家有诸多相似做法,但是把用来对付敌人的一套转而对待同事或人民。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都知道兵者为凶器,圣人不得已而为之,绝非常态)。换句话说,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选官制度基本采用了儒家,而非法家的主张。 第二就是“明教化”,也就是教育的普及。儒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,孔子自己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私立学校校长兼老师。董仲舒力促汉武帝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学校。他在“天人三策”中说:“古之王者明于此,是故南面而治天下,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大学以教于国,设庠序以化于邑,渐民以仁,摩民以谊,节民以礼”。也就是在中央设立一国最高学府,即太学;在地方设立学校,即庠序,以“仁”来感染人民,以“义”来勉励人民,以“礼”来约束人民。这种学校的建立历代都在做,这与法家的愚民政策有极大不同。 第三就是对传统的重视。儒家非常注重历史记载,经学与史学并重。孔子本人也是历史学家,儒家五经中,孔子唯一写作的就是《春秋》,即鲁国的编年史(其它儒家经典是孔子加以整理、编辑和注释的)。历代中国史书都是儒生书写,儒家总是敬拜祖先,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道统,这和法家割断先民历史和文化不同。 在一个历代注重教育、注重修史、以科举或类似的方式(如察举)选官的中国,我们无法认同它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 是的,汉宣帝曾经说过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”,但我认为其本意是因为人性中善恶同在,所以应该“德、刑并举”。但用刑法并不等于是法家,美国也是法治社会,但不能说是法家社会。历代皇帝的法律有宽有严,但都不具备法家的核心特征——仇视人性、仇视人民、仇视祖先和先民文化,以及反智主义的倾向。 一种传统是通过教育和生活实践来传承的。作为敌视教育的法家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,也不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。也许有人会用到法家思想中那些阴谋的部分,但范围极小,无法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。 三、其它外来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,这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。儒家倡导“君子和而不同”,即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,但可以和平相处。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未遇到大的顿挫,从奠基人周公旦开始,儒家礼乐制度就一直为各朝代所接受(包括秦始皇封禅泰山,也是请儒家学者来指导)。即使在秦代,皇宫中至少仍有七十博士,他们掌典籍、听朝议、备咨询,地位甚高(所谓焚书坑儒,据《史记.儒林列传》所坑之人多为术士。秦虽然可能坑杀了具体儒生但并未禁止儒家思想,直到秦二世,仍以儒生为咨询官)。 由于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宗教,因此不象宗教那样具有鲜明的排他性(可以想象,中国如果以道教立国,则佛教无法传入和发展;反之亦然。而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,得以使道教和佛教各自蓬勃发展)。这使得中国避免出现象欧洲那样政教合一的政体,也使得许多宗教得以传入中国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。 就佛教而言,学者们区分两个概念“在中国的佛教”和“中国佛教”。前者只表示某一种佛教宗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,但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宗教形态;而“中国佛教”则是本土化了的佛教,也就是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按照中国文化加以改良(或改造)。前一类“在中国的佛教”影响力一直不大,或者一度繁荣后就很快就只局限在寺院内的小范围承传,譬如玄奘西行求法后创立的唯识宗大致属于此类;而后一类则蓬勃兴起,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,典型的例子就是“禅宗”。…

章天亮:2017年寄语中国(1):法制篇

2017年就要到了,很多人都要在新年的时候互致问候,献上新年的祝福。而我,想献上的,是对中国的祝福,并对真心希望中国好的人说几句话,这其中也包括真心希望实现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的人。 中国的问题千端万绪,且互相勾连。从任何一个角度谈起,都会连带出其它的角度和方面。包括那些探索中国未来方向的人,因所处的立场、基点不同而结论迥异。但既然目标一致,我们不妨从一些基本的共识开始。这篇所谈的,就是“依法治国”的问题。 去年我接到郡政府的一封信,要求我去做陪审员。几乎所有成为美国公民的华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,并不稀奇。这也是美国的公民义务。作为美国这样的案例法系的国家,恰恰要选择没有受到过法律教育,但有基本常识和正常情感的人担任陪审员。在审理一个案件时,从常识出发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。 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——法律条款虽然复杂,但法制的基础和法制的精神是简单的,就是基于基本的情感和常识。所以,我们这里也可以暂时放下复杂的理论,从常识出发,来讨论中国如何实现“依法治国”。 点击 (412) 次